張青松(左三)董兆乾(左一)隨澳大利亞南極局官員出發(fā)前往南極大陸前合影。
張青松，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是最早登陸南極大陸考察的兩位中國科學家之一，也是在南極大陸越冬的第一位中國科學家。
1980年1月至3月，中國兩名科學家被派往澳大利亞南極凱西站度夏考察，他們是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實習員董兆乾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青松。他們途中訪問了美國的麥克默多站、新西蘭的斯科特站和法國的迪蒙.迪維爾站。在凱西站，他們進行了綜合考察，采集了南極樣品，拍攝了大量照片。1980—1981年，張青松再赴南極大陸，前往澳大利亞的戴維斯站越冬考察，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南極越冬的科學家。1984年-1985年，張青松參加了中國南極長城站的選址和建設(shè)，擔任科考隊副隊長和長城站副站長。
2009年1月20日，中國采訪了張青松研究員，他以親身經(jīng)歷憶述了29年前中國第一次派科學家登陸南極大陸考察的歷史背景及鮮為人知的故事。
中國：1979年12月，中國政府派你和董兆乾作為最早登陸南極大陸考察的兩位中國科學家，還記得接到任務(wù)時的情景嗎？
張青松：當然記得。那是1979年12月19日，我正在青島進行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的總結(jié)，突然收到地理所發(fā)來的加急電報：“火速歸京，有出國任務(wù)”。我當時就愣住了，離開北京才10天，之前一點信息未得到，讓我去哪里呢？
21日，當我趕到北京，業(yè)務(wù)處左大康處長告訴我說，應澳大利亞政府邀請，中國政府決定派我和國家海洋局的一位同志去南極凱西站訪問考察，1月6日出發(fā)，時間約兩個月。時間非常緊。怎么去？去干什么？不清楚。具體準備工作讓我同院外事局和海洋局聯(lián)系。
中國：從行程緊張程度上看，這一考察任務(wù)是應急的安排？當時為什么選派你們兩位？
張青松：我當時不清楚，現(xiàn)在也不十分明白，怎么會讓我做中國南極考察第一人。后來只是聽說，11月底或12月初，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向中國科學院秘書長錢三強教授轉(zhuǎn)達，澳政府希望邀請二名中國科學工作者到澳大利亞南極站考察訪問，后來商定科學院和海洋局各派一人。
當時從選人上來講，中科院蘭州冰川所的謝自楚是最合適的人選。他是在蘇聯(lián)莫斯科大學地理系學習極地專業(yè)的。當時謝自楚在珠峰地區(qū)考察，不能按時趕到北京出發(fā)。這個也是我后來才知道的。謝自楚教授常和我開玩笑說，我搶了他的差事，呵呵，我說我沒有搶，我也是臨時接到上面的任務(wù)。
因為時間緊迫，院里決定在京區(qū)研究所遴選。優(yōu)先考慮四條：身體健康，有野外工作經(jīng)驗，英語好，政治可靠。許多單位都為之爭先，結(jié)果落到了地理所。所內(nèi)符合條件的人很多。他們或者有重任在肩，或者一時回不來北京。我身體比較好，有青藏高原考察經(jīng)驗。可是，我不是黨員，有討厭的臺灣關(guān)系。我的英語受益于所內(nèi)辦的英語口語班，老師是年屆7旬的鄭度同志的父親鄭老先生，結(jié)業(yè)時我在全班12個學生中名列第一，算是“英語好”的憑證。作為人證，地貌室主任沈玉昌先生向所領(lǐng)導表示：“張青松的英語比我好”。這樣，我就以身體好，工作好和英語好“三好”和“一可以”(政治上也可以，臺灣關(guān)系暫時不計較了)的資格獲得到了這一個名額。
中國：作為中國第一批去南極考察的科學工作者，在接受這一任務(wù)時，有沒有做好思想準備？
張青松：可以說，完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在此之前我知道國家制定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的時候，就提出過“上天、下海、登南極”的口號。但是沒有想到的是，這“登南極”的任務(wù)會讓我去執(zhí)行。在當時看來去南極考察就是探險，英文名詞叫Expedition，而我是一個敢于冒險的人，我想這是領(lǐng)導對我的信任。
可當時自己對南極洲的了解很少，時間又那樣緊迫，心里還是很不踏實。還好，當時各方面對我支持和鼓勵不少，比如《地理知識》(2000年10月更名為《中國國家地理》)編輯部的鄭平、張慶祥同志就把他們收集出版的南極資料給我閱讀；國家體委和地理所、動物所、植物所等同志給我準備了高山野外裝備和科考工具；人民畫報社的攝影師教我如何拍好照片……短短的時間里，我加緊準備和學習……
我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獲悉：1979年11月28日，新西蘭飛往南極的一架DC-10客機在羅斯島上空墜毀，機上200多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無一生還。南極大陸風大，氣候惡劣，飛機失事率高。我沒有把這些信息告訴妻子和家人，只是在給黨支部的信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此次南極之行，我一定努力爭取最好的結(jié)果，順利歸來。萬一我回不來，請不要把我的遺體運回，就讓我永遠留在那里，作為我國科學工作者第一次考察南極的標記。”
就當時而言，第一次參加南極科學考察，確實是一次生死未卜之旅。
中國：據(jù)說此次南極科學考察，澳大利亞政府給與了很大的幫助？
張青松：是的，為期兩個月的南極考察是由澳大利亞的南極局長麥科全程陪同的，他給我們的熱情幫助，讓我們非常感動，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友誼。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在南極考察行程，澳大利亞政府做了非常精心周到的安排，澳大利亞考察隊員赴南極都是乘船去乘船回，而這次卻安排我們乘大力神飛機去，一趟要耗費16萬澳元，期間還安排我們訪問美國站、新西蘭站和法國站。在我們考察期間，麥科局長對我們兩位中國科學家的照顧和指導非常細致和周到。至今回憶起來，我都非常慶幸遇到這樣一位好局長。
我們在澳大利亞凱西站考察時，站里的每一位成員都把我們視為大家庭中的一員，考察期間，我們可以使用一切需要的設(shè)備，也得到每個隊員的熱情幫助。在澳大利亞凱西站考察的一個多月時間里，我們已經(jīng)和一批隊員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離開時給我們送行的隊員，有的還流下了眼淚。在此之后，澳大利亞的南極局還組織了多批中國科學家，如謝自楚、秦大河、卞林根、孫松等，前往澳大利亞南極科學站考察，后來他們都成為中國南極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
中國：此次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南極考察之行，最令你難忘的是什么？
張青松：最令我難忘的是歸途中遭遇南大洋西風帶的風暴。我們乘坐的“塔拉頓”號運輸船離開法國站不久便遇上了低氣壓強氣旋。40米/秒的狂風，20多米高的巨浪，“塔拉頓”號變得像一片樹葉。我起不來床，兩手緊緊抓住扶手躺在床上隨著船體顛簸搖晃，背部皮肉都給磨爛了。無法飲食，不斷嘔吐，多虧老董每餐帶給我一些蘋果充饑，難受呀！風浪稍小，我登上駕駛室詢問一夜航程多少？“塔拉頓”號幾乎原地未動！原來此時“塔拉頓”號不能側(cè)風向北，必須向西頂風開進，否則船體有傾覆之災。上帝啊，這樣折騰還不被折磨死？我當時真是慶幸去南極考察時乘坐的是飛機，這種乘船穿過西風帶的感受真是生不如死，當時的念頭就是我再也不去南極洲了。可是當風暴過去后，一切風平浪靜，想起南極大陸的神奇和美妙，再去南極考察的沖動就會重新爬上心頭。
中國：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南極考察之行，讓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張青松：要說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我和董兆乾作為中國南極考察的先行者，感到很幸運，也很光榮。但是我們卻深深感受到當時的中國是南極考察的遲到者！
在我們之前，中國的科學家對南極洲的了解非常少，資料也不多，我們心虛得很。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和老董沒日沒夜地學習，翻閱南極資料，每天睡覺的時間很少，真是如饑似渴啊。我記得，當我們達到新西蘭基督城的第二天，當?shù)孛襟w的記者來采訪我們，為什么中國要來南極考察，中國南極考察的現(xiàn)狀怎么樣,中國對南極洲有什么打算？記者總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對這些提問，我們只能按照外事局給我們規(guī)定的口徑給予籠統(tǒng)的回答，限于英語水平和極地知識，我們也不可能多說。
順訪美國麥克默多站、新西蘭斯科特站和法國迪爾維爾站時，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不明白我們這兩個中國人來南極大陸究竟要做什么。通過交流，尤其是通過我們的行動，使他們明白：我們中國人是為了科學的目的開始南極研究的，中國對南極洲沒有領(lǐng)土要求。
在考察期間還有一點感受非常深切，南極考察需要建設(shè)我們中國自己的科學考察站，才能有計劃地進行研究工作，這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做支撐。中國作為政治大國，要想在南極地區(qū)取得話語權(quán)、決策權(quán)，必須在科學研究上做出成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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